雖說“詔”“諭旨”一類東西離我們已是相當遙遠的事, 可我們今天仍能夠在古裝戲等一些地方見到它們。
“詔”這種文種始創於秦始皇, 他之前稱“命”或“誥”或“誓”。“詔, 照也, 人暗不見事宜, 則有所犯, 以此照示之, 使詔然知所由也”, 意思很明白, 類乎現如今的命令與告示, 不過它屬於所謂的君命文種, 是君王專用的, 一般人用不得, 另外它也有一些現在見不到的用法, 譬如君王荒唐, 把國傢搞得烏煙瘴氣, 玩火燒身, 弄出下臺的危險, 不得已下個“罪己詔”;君王有喜事高興放些無關緊要的犯人有“赦詔”;賞賜臣子叫“恩詔”;君王準備上天國瞭留個“遺詔”等等。
在古裝戲裡和“皇帝詔曰”一樣常見的還有“諭旨”, 後者有清一代皇帝通用, 宋官員奏準後擬旨叫“敕旨”, 元詔書別稱“聖旨”, 時下有的古裝戲不管什麼朝代都來個上諭“皇上有旨”, 那是編劇先生開我們的玩笑, 考我們歷史知識。“諭旨”合一塊說並不妥當, “諭”是皇帝直接發的命令或告示, “旨”與宋朝的“敕旨”相同, 為臣子有所請而發。
大體說來, “命”、“誥”、“誓”、“詔”、“諭旨”是同一文種, 隻是用的朝代不同。不過得看到, 這些名稱有的後來變化很大, 幾乎和原來的意思完全不一樣。譬如“誥命夫人”的“誥命”與這裡說的“誥”或“命”就不是一回事, “誥命”是一種世襲制度, 始於宋, 明成定制。究其緣起, 得追溯到漢初, 高祖劉邦分封功臣, 給他們“丹書鐵券”——把分封的內容用丹砂寫在鐵制的契券上, 為示慎重, 防止假冒, 劉邦還將鐵券從中剖開, 與諸侯王各執一半, 諸侯王分封到的爵位和邑地是世襲的。唐人光大瞭鐵券制度, 鐵券的內容擴大到瞭保證生命安全方面, “卿恕九死, 子孫三死, 或犯常刑, 有司不得加責, ”這是《輟耕錄》所記吳越王錢鏐鐵券的內容。當時的皇帝似乎挺有那麼點幽默感, “九”、“三”為約數, 極言其多, 這兒也就是免死, 倘若受封者愚蒙, 犯一次死罪在墻上給自己畫一劃, 那也好玩。
“敕”這個字有點嚇人, 古裝戲和廟堂多見, 其實它原來僅是一般的訓誡, 魏晉以後才逐漸成為皇帝大人的專用文種, 一般人隻好用“誡”或“訓”, 如“傢訓”、“誡子書”之類。“敕”的用途是訓誡臣下, 逮及有清一代, 這基本作用也沒有變, 但它的用途也有擴大的時候, 特別是唐宋兩朝。
還有一種文體是今人看書看戲常見的, 那就是“策 (冊) ”冊封冊封, 這是皇帝在重大人事方面有所興革時使用的。
上面講的是所謂下行文種, 臣子給皇帝上書的上行文主要有兩種, 一曰“奏”, 一曰“表”。“奏”源於商、周, 相當古老, 後來的“奏本”、“奏折”、“題本”都是同一個東西。“奏本”與“題本”為明代區分, 公事稱“題本”, 私事或循例奏報的事情叫“奏本”。“奏折”創於清朝, 開始時是“小報告”, 即所謂密奏, 不同於一般的“奏”, 後來“打小報告”的多瞭, 弄得皇上分不清哪些是“小報告”哪些是“大報告”瞭, 幹脆把它們合一塊兒。“表者, 明也, 標也, 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 使之明白, 以曉上主, 得盡其忠”, 看來開始時“表”的用途相當廣泛, 但凡論諫、勸請、陳乞、進獻、推薦、慶賀、彈劾、訟理、陳謝皆可用“表”。六朝以降, “表”逐漸定型為賀書, 國傢、皇帝有什麼喜事, 下面“表”便雪片般飛來。皇帝馬屁給人拍得最多, 自然也有討厭空話的時候, 明朝時幹脆將“表”的格式和用語都固定下來, 各地表文匯交禮部, 禮部弄個目錄給老人傢過目就完瞭。
我們知道“詔”“諭旨”之類雖然帶著嚇人的王氣, 可它們大都不是國王本人的手筆, 它們是我們今天叫秘書的人寫的。先秦的秘書就是史官, 國王的言行、國傢的大事由他們記錄, 國王的命令也由他們撰寫。當然他們隻能算“兼職”秘書, 他們還幹著許多超出我們現在理解的秘書權限的事情。比如殷商信奉鬼神, 那時的史官是鬼神的代言人, 國王和卿士商定瞭什麼事情, 做之前要決疑於由史官掌管的龜、筮, 如果史官說兆頭不好, 國王再怎麼想幹, 事情也做不瞭。周以後敬鬼神而遠之, 但那時做史官的要提國策, 還得監察百官。嚴格意義的職業化的秘書及其機構形成於漢朝, 即尚書。尚書原為管理皇帝文物的小官, 後來漸漸發展為秘書機構, 叫尚書臺, 設令和仆射兩個類似現在正副秘書長的官, 負責詔書的起草、頒佈, 奏章的接受、審核。東漢尚書的權力大得很, 朝臣要參與決策得加上“錄尚書事”的頭銜, 尚書臺 (辦公廳) 統管一切, 行政總樞 (國務院) 形同虛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