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路》海報
3月20日，改編自作傢路遙成名作《人生》的電視劇《人生之路》在央視一套黃金檔開播。生活在陜北高傢村的青年高加林在時代的浪潮中拼搏向上的故事曾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引發關於“人生意義”的大討論。如今，繼口碑和收視雙豐收的《平凡的世界》之後，“上海出品”又一次將路遙的經典作品搬上熒屏，讓青年高加林的奮鬥人生再次煥發新的時代價值，生動闡釋“幸福都是奮鬥出來的”。
路遙的成名作《人生》發表在《收獲》1982年第三期，西安電影制片廠改編的同名電影《人生》於1984年上映，距今已有四十載光陰。但是，作為文藝作品裡的“典型人物”，高加林身上的多元美學譜系不僅沒有過時，反而與當代年輕人產生著更深刻的精神共振。
陳曉 飾 高加林
他和少年維特一樣，有對自然的崇高之愛；他和於連·索雷爾一樣，有對等級的反抗和不屈；他和保爾·柯察金一樣，有奮鬥精神和堅強意志。但這樣一位優秀的青年，也有無法解決的人生之惑——要去更廣闊的天地生活和發展，就一定要拋棄黃土地上的傳統美德嗎？要用個人奮鬥實現自我價值，就一定要遵循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嗎？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系，究竟應該如何調和？
可以說，這些問題的現實意義在生活節奏加快、競爭愈發激烈的當下更加得以凸顯。時代在變，社會在變，但一代代年輕人對人生意義的追問從未停止。社交媒體上的“孔乙己文學”是年輕人們的自我調侃，也是“高加林難題”在當代的回響——什麼樣的奮鬥才是有意義的？我們的人生之路又該怎麼走？
從《人生》到《人生之路》，電視劇的改編豐富瞭高加林的人生故事。與小說相比，劇集開篇增加瞭對高加林參加高考並意外落榜的描寫，一方面說明主人公人生中的曲折經歷並不是他主觀上願意的，另一方面也進一步豐富瞭“高加林難題”的時代內涵——每一代年輕人，都必須學會從挫折和坎坷中不斷奮起、繼續前行。
在路遙的小說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電影最後，高加林都是在德順爺的教誨下重新獲得新的認知能力和生活勇氣。但是，正如路遙為小說最後一章所起的標題，高加林回到故鄉“並非結局”。當年的讀者和如今的觀眾共同關心的就是，高加林的人生之路，後來怎麼樣瞭？
也因此，電視劇《人生之路》大膽地突破瞭原作的時空限制，不僅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講述到瞭新世紀初，還把主要人物的活動軌跡從鄉村、縣城擴展到瞭大城市上海。這一設計背後的意蘊是深刻的——高加林不僅將在這裡真切地感受現代化的進程，也將在這裡接受歷史洪流的洗禮和改造。
高加林之所以一度在“人生之路”上誤入歧途，就因為他為瞭遠大前程，想把自身改造成一個理性、利己的“經濟人”。在放棄巧珍的時刻，“他盡量使他的心變得鐵硬，並且咬牙切齒地警告自己：不要反顧！不要軟弱！”然而，這樣一個經濟人不僅會摧毀、傷害他人，比如可愛的姑娘巧珍，也在不斷摧毀所屬的共同體，正如德順爺對高加林的斥責：“你是咱土裡長出來的一棵苗，你的根應該紮在咱的土裡啊！你現在是個豆芽菜！根上一點土也沒有瞭。”
人生的含義被高加林曲解瞭，人生之路被高加林走歪瞭。當《人生》中的他毫不掩飾地展現個人主義裡的排他性，也就破壞瞭陜北高原清新的氣息，破壞瞭人性中最淳樸醇厚的部分。年輕人的奮鬥不是為瞭強調主體和環境之間的沖突關系，也不是踐踏他人從而獲得自我實現的過程。幾度掙紮，幾次抉擇，《人生之路》裡的高加林靠一支筆把自己帶到瞭上海。他順應時代努力學習新知識，終於在時代浪潮中譜寫瞭平凡人不平凡的人生故事。
如果說改革開放通過重組社會結構、勞動分工激活瞭蘊藏在社會肌體裡的蓬勃活力，那麼中國式現代化帶來的不僅是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更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上海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更是當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開路先鋒。這也意味著，年輕人們應該得到展現自我的更大舞臺和不斷向上的更多機會，他們的善良品性與真摯情感，也應該在歷史的進程中得到保留——這正是《人生》能夠激勵一代代中國年輕人，讓無數讀者熱淚盈眶的原因。
在電視劇《人生之路》中，高加林對德順爺說，“我要去上海，上海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地方”。這也是《人生之路》對當年《人生》裡的“高加林難題”做出的回應——年輕的革命先驅們在上海完成瞭改變世界的大事，如今年輕的“高加林”們要去上海實現遠大的理想，當個人奮鬥目標與國傢民族的奮鬥目標相統一，就是一條值得為之揮灑青春和熱血的人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