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丁梁（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講師）
中外歷史上，或許沒有哪個民族像德意志人那樣長期地、深刻地受自我身份認同問題所困擾。因為在從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德意志帝國、第三帝國、兩德分裂到重新統一的這條歷史鏈上，德意志人無法簡單地將身份認同、民族情感、愛國主義與一個統一的德意志國傢嚴絲合縫地疊合在一起。如果說這樣一個國傢在近現代的建構和重構是一個共同體不斷被形塑的過程，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地理位置、文化習俗、政治權力、人文思想和集體感情等各種要素處在復雜的雜糅和拉扯中。恰恰就在這種復雜狀態中，語言的力量凸顯出來瞭。可以說，德語是現代德意志國傢的基石。
一
15、16世紀，法蘭西和德意志的人文主義者都在對意大利文化霸權的反感中，發展起瞭一種團結獨立的集體身份意識和一套連續的文化起源話語。在此過程中，他們都註意到使用和豐富自我語言的重要性。在這一時期的萊茵河東岸，官方語言是標準拉丁語，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則說著與今天的德語截然不同的各種日耳曼方言，以至於“隔著30英裡地的人們就無法恰當地理解彼此瞭”（馬丁·路德語）。1522年，路德將伊拉斯謨編撰的希臘語版《聖經》翻譯成德語，他用瞭一種從中東部和南部地區方言中選取相應詞匯作為基本語義單位而“創造”出來的全新書面語。這是德語走向統一化、標準化和規范化的關鍵一步。
路德向德意志的人文主義者和宗教改革者展現出瞭身份認同與集體情感的力量。不過，語言並沒有立刻成為文人們關註的焦點。16世紀的德意志文人在形塑一種集體認同時，首先求助於歷史。他們發現瞭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發現瞭日耳曼祖先的光榮歷史，發現瞭德意志人的傑出品性。通過把德意志的現在與日耳曼的過去聯系在一起，他們論證瞭自我歷史的純潔與綿長。但是在這個群體中，有一種無法調和的矛盾：就像人文主義者策爾蒂斯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那樣，一方面是對德意志祖先之典范形象——包括外在形象與內在品質——的完善，另一方面則仍然視德語為一種粗俗而無教養的語言，推崇古代希臘羅馬的語言與文風。很顯然，德意志民族的早期集體身份認同是以日耳曼族群性為核心、以“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繼承者”為指向的，母語尚不是其關心重點。
二
到瞭17世紀，情況已有所不同。以法語為代表的羅曼語強勢崛起，令德意志學者萌發出對德語的自覺反省意識。德語被視為古老而純正的語言，德意志人就是所有說德語的人，對德語的熱愛就是對祖國的熱愛：這些認知成為德意志人身份認同和集體情感的新基石。1617年，“語言愛國主義”響起瞭兩聲號角。其一，時年20歲的“德語詩歌之父和復興者”奧皮茨在奧德河畔寫下瞭名篇《阿利斯塔克抑或論對德語的輕蔑》。在這篇用拉丁文寫就的文章中，他呼籲德意志人去學習自己的母語，並以自己的母語為傲。其二，首個德語語言協會“豐收學會”在一些路德派侯爵的倡議下於魏瑪成立，其任務之一是對德語進行全面梳理，豐富德語的詞匯和表達，並且創立一種一致的、純正的德語。這一年恰是《九十五條論綱》張貼一百周年。路德對德語的關切在百年後得到瞭新教徒改革派的應和。
次年，令德意志在各方面都損失慘重的三十年戰爭爆發瞭。戰爭期間，紛至沓來的法國人、西班牙人、瑞典人和英國人，讓德意志人耳邊充斥著各種語言，卻唯獨沒有德語。17世紀30年代開始流行的一首傳單詩《德意志的米歇爾》表明瞭時人的心境：“我，德意志的米歇爾/幾乎什麼也不懂/在我的祖國/有一種恥辱/德意志人現在說話/就像瑞典人一樣。”在這種情況下，一股復興德語的浪潮興起瞭。斯特拉斯堡的“正直冷杉學會”、漢堡的“德意志同志會”、紐倫堡的“佩格尼茨花卉協會”等各種語言協會紛紛建立。它們不僅關心詩歌等語言表達的具體語文學問題，更重要的是關心詩歌創作的學識底蘊。在那裡，一方是有改革意願與能力的德意志貴族，另一方是在宮廷、市政或大學中任職、追求社會威望的新興市民學者階層，兩者首次在“民族”的名義下，為細心呵護德語而共事。17世紀德意志語言學傢肖特利烏斯在1663年的皇皇巨著《關於普通德語的詳盡論述》中，不但證明德語是一種“原生、古老且純正”的語言，而且還進一步宣稱德語體現出德意志民族的品性。“語言民族主義”在德意志大地上顯露端倪。德語變成瞭集統治、教化和整合等功能於一體的綜合工具，變成瞭文化的凝練代表，並且進一步將德意志精英一體化瞭。
1724年，文學傢和語言學傢戈特舍德將幾個研習德語的小圈子整合在一起，創立瞭“德意志學會”。這個學會的新穎之處在於：首先，圈子的成員群體擴大瞭，年輕一代的大學生變成瞭主力軍。因此，開設分會的所在地不再是邦國首都或者帝國自由市，而是耶拿、哥廷根、格賴夫斯瓦爾德等大學城。其次，對成員的語言訓練提上瞭日程。在每周進行的例會中，所有成員都要誦讀文章，做翻譯、語法和詞匯的練習。“德意志學會”為德語向受教育之市民階層的傳播作出瞭極大貢獻，也幫助其成員加固瞭對自身階層和民族的雙重身份認同。至此，德意志人集體身份認同的內核初步形成瞭。在此過程中，德語脫穎而出並蓬勃發展。
三
從18世紀下半葉起，歐洲民族主義思潮風起雲湧。民族要作為一個團結一致、休戚與共的行為集體行事，“一個民族”要變成“一個國傢”：這些理念也激勵著德意志人去形塑自己的民族精神，創建自己的民族國傢。1765年，政治學傢莫澤爾寫下《論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文時，開篇即是“我們是一個民族，有同一個名字，說同一種語言”。當浪漫主義先驅赫爾德將民族設想為一個有機整體時，他要求德意志人從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尋找自己的民族精神，首先就是語言和文學。1854年，格林兄弟主編的《德語詞典》第一卷問世。雅各佈·格林在卷首語中寫道：“除瞭我們的語言和文學外，我們德意志人究竟還有何共有之物？”顯然，每當德意志精英們需要呼喚德意志的民族精神時，語言就成為其手中的火把，因為語言具有其他事物無法比擬的充沛生命力和強大滲透性。
1871年，北德意志邦聯和南部各邦國終於合並成統一的德意志帝國。這是在“自上而下”的統一運動中誕生的帝國，是歐洲權力版圖中德意志各邦國現實主義策略的結果。但從“自下而上”的層面來看也並非無所憑依。德語，不但作為一種語用工具發揮瞭作用，而且作為集體身份認同的實在標桿展現出其政治功用，並因此成為國傢統一的基本要件，即便此時它的標準書寫規范還付之闕如。雖然20世紀德國人內部的身份認同隨著政治信仰的變遷和領土范圍的動蕩變得多元化，但同一種語言的使用，最終保障瞭德意志人作為一個共同體的統一。
《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01日14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